重庆生态链下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目的]近年生态链概念被广泛的应用到农业、林业、工业、环保、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以生态链的视角观察及研究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借此为重庆市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方法]文章采用综合分析法,引入自然生态理论对重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开展研究。[结果]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迅速,但与全生态链建设需要相比,还存在生态环境、区域生态和产业生态方面的差距;乡村旅游想要更好地发展,必须完成3个目标:(1)对生产和运营过程中的社会和自然的环境保护;(2)区分市场定位并建立区域旅游生态结构;(3)发展旅游上游产业链和理顺旅游下游产业链来构建产业生态链。[结论]政策性建议:(1)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强生产规范和产业管理特别是正向引导性管理加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2)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做好信息和技术的服务,构建信息技术平台,保障专业技术发展和人才梯队建设加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3)通过资本信贷、管理和技术培训,竞争性奖励政策和"互联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提高乡村旅游的发展速度。     

农村减贫效率及其空间差异研究——基于DEA-ESDA模型的分析

[目的]通过对2011~2015年间全国以及各区域层面的农村减贫效率进行测度,探讨其空间差异及变化特征。[方法]文章采用投入导向的DEA-BCC模型测算农村减贫效率值,并借助探索性数据分析法(ESDA)对农村减贫效率的空间差异和变化展开分析。[结果](1)我国农村减贫综合技术效率相对较低,未能充分挖掘现有资源投入的潜力,纯技术效率整体偏小是造成综合技术效率较低的重要原因;(2)省际农村减贫效率在2011~2015年整体呈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并表现出西高东低的阶梯形空间布局;(3)农村减贫的综合技术效率存在正自相关性,高高聚集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低低聚集区域呈现由东北向京津都市区移转的趋势;(4)减贫综合技术效率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与西南两大区域,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江西、安徽及东部沿海地区,较为稳定的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及环渤海地区。[结论]我国农村减贫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的特征,需要精准地识别出局部性致贫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具有区域联动特点的空间扶贫开发策略。     

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以重庆市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194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1）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中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类型。（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ANN值均小于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3）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6115个/万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2709个/万km2。［结论］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数目还比较少，各地之间存在差异，今后应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开拓发展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在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及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利用30个省级区域1998—2014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普通公路、铁路及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普通公路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铁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具体来说，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铁路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倒“U”型相关关系，而在中部地区为“U”型；FDI显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全国范围内FDI通过作用于铁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转移。     

价值共创引导乡村旅游价值链重构

［目的］通过充分发挥移动互联时代消费者对于价值链、创新链、产业链构建的作用，实现价值共创视角下乡村旅游价值链的重构，解决乡村旅游产业中消费者需求和产业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推动乡村旅游高效、有序、协调、综合发展。［方法］基于价值共创理论，通过文献研究法和系统论方法，探索性重构乡村旅游价值链。［结果］（1）价值共创引导下的乡村旅游价值链是由基本价值活动、辅助价值活动和价值共创活动共同组成，通过虚拟价值链和传统价值链的互动与融合，实现乡村旅游价值链的新价值创造。（2）价值共创活动是以虚拟价值链为基本特征，以“产消者”创新社区为表现形式，依托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先进技术，创新性赋予旅游者产品生产者和旅游消费者的“产消者”双重属性，通过将消费者从传统价值链的幕后拉向幕前，实现乡村旅游价值链重构和价值增值。［结论］价值共创引导的乡村旅游价值链需要依托平台思维、共享思维和创新思维进行建设，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形成的价值链的开放和互动对于实现乡村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湖南省乡村建设水平评价及对景观的影响利弊

［目的］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推动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方法］从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及生态发展状况等4个方面构建包括20个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基于2007—2017年的统计数据，采用熵权法对湖南省乡村建设水平进行定量化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景观影响的利弊。［结果］湖南省乡村建设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呈现显著的递增趋势，由2007年的0177提高到2017年的0692。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均明显提升，但生态发展状况波动较大，虽近年来得到一定的控制，但仍是制约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新农村建设为乡村景观的规划提供了经济支持，改善了乡村景观基本硬件设施条件，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丰富了乡村景观的形式内容，推动了乡村景观的建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和对乡村景观的蚕食。［结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遵循生态理论，充分体现地域特色，科学合理地进行乡村景观规划对推动新农村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至关重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浙江省绿色农业发展评价研究*——基于农业资源综合利用的视角

［目的］在系统梳理浙江省绿色农业发展进程基础上，文章从农业资源综合利用的视角，基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循环利用和资源环境安全4个维度构建绿色农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评价浙江省绿色农业发展水平。［方法］借鉴BPEIR概念模型构建浙江绿色农业生产系统概念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并结合宏观统计数据，从动态视角评价了2002—2016年浙江省绿色农业发展状况，并静态比较2015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农业绿色发展的基本状况。［结果］浙江省绿色农业资源综合利用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业资源综合利用指数也呈现出规律性变化； 浙北地区绿色农业资源综合利用指数明显高于浙南地区； 杭州、嘉兴、宁波位居前三，金华市绿色农业资源综合利用指数最低。［结论］浙江绿色农业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不同地区差异明显； 实行差异发展、完善政策体系、提高质量品牌、强化科技支撑是推进浙江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     

“两山”理论指导下的楠溪江乡村振兴发展研究

近年来,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其核心要义是生态文明建设。楠溪江面临着"守着金饭碗却没饭吃"的尴尬局面,因此在乡村振兴的号角中,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便成了重点和难点。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构建新的发展模式,旨在提高楠溪江的发展效益和质量,以期能为其走出"两山"困境、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思路。     

自治、博弈与激励: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的制度安排

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民的互动视角,采用博弈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逻辑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根源在于规制失灵;农村人居环境公共资源的“公地悲剧”不是必然现象,可以在农民之间建立一种自实施的自治机制,避免导致“公地悲剧”;由于利益目标的差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问题、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博弈行为,导致了农村人居环境规制失灵。研究启示是,制度的建立健全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顺利推进的保障,更将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改厕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问题与对策研究

［目的］厕所既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准和文明程度的体现，也与人民群众的健康息息相关。随着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的不断加强，农村改厕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加强其市场化研究可为建立农村改厕新技术新产品市场化机制、打赢“厕所革命”攻坚战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基于农村改厕新技术新产品区域适用性分析与各地农村改厕工作推进情况，结合实地调研形成的判断。［结果］我国农村改厕存在政府支持政策体系不完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推广市场导向不足、行业缺乏规范和农户参与意识薄弱等主要问题。［结论］破除农村改厕新技术新产品市场化困境，需要科学合理加大资金支持、搭建新技术新产品市场化平台、构建政产学研协作推进机制、加强农村改厕的规范化管理、鼓励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加大宣传培训促进市场推广，多措并举建立市场化机制。